摘要：“旧邦新命”是冯友兰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其实质是追求文明古国的复兴和强盛，推动中国实现现代化。冯友兰“旧邦新命”说形成于他对中国近代落后原因、东西方文化比较与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思考；核心内涵是充分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家认同、道德建设等方面的独特价值，增强文化自信，进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进路主要是器物层面要大力发展生产力，理论层面要形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层面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正创新。冯友兰“旧邦新命”说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冯友兰；旧邦新命；中国式现代化；“第二个结合”
“旧邦新命”是冯友兰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其实质是追求文明古国的复兴和强盛，推动中国实现现代化。冯友兰为西南联合大学撰写的纪念碑碑文中有言：“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1]329冯友兰认为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或没有悠久的历史，或历史中断过，只有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绵延至今。他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并认为这样的国家有辉煌的过去，也必将有灿烂的未来。1982年，冯友兰在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其名誉文学博士学位的仪式上再次讲道：“我经常想起儒家经典《诗经》中的两句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就现在来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我的努力是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1]344
冯友兰一生的努力主要是“阐旧邦以辅新命”,也就是使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旧相续，从而为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提供精神文化方面的支撑?？梢运担?/font>“旧邦新命”说是贯穿冯友兰学术生涯的极为重要的内容，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冯友兰“旧邦新命”说的形成过程
(一)冯友兰对中国近代落后原因的分析
中华民族创造了五千多年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然而到了近代，却因为落后被列强侵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无数仁人志士扼腕叹息，也在深入思考中国近代之所以落后的原因。
冯友兰1919年到美国留学，就强烈地感受到西方的富强，而中国的贫弱与之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促使他深入思考：“自从中国与西方接触以来，中国节节失败，其原因究竟在哪里?西方为什么富强?中国为什么贫弱?西方同中国比较起来，究竟在哪些根本之点上比较优越?”[1]188他的观点是：“西方的优点，在于其有了近代自然科学。这是西方富强的根源。”[1]188紧接着，他开始思考中国没有产生近代自然科学的原因，这就形成了他的一篇论文《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他认为，“中国所以没有近代自然科学，是因为中国的哲学向来认为，人应该求幸福于内心，不应该向外界寻求幸福。”[1]188具体而言，就是中国文化重视对人内在心灵的控制和把握，走的是“自然”路线，而西方文化重视对外部世界的控制和把握，他们走的是“人为”路线。中国文化的价值标准使中国没有产生近代自然科学的必要。但“如果人类将来日益聪明，想到他们需要内心的和平和幸福，他们就会转过来注意中国的智慧，而且必有所得”[2]321。
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在编著《中国哲学史》的过程中，更加深入地思考了中国未产生近代自然科学的原因，认为与中国哲学存在的三方面弱点有关：一是中国哲学不重知识，认识论未发展起来。这是因为中国古代哲学家更注重实行，而不愿空言讨论，缺少为知识而求知识的精神，故“在其论证及说明方面，比西洋及印度哲学家之哲学，大有逊色”[3]7。同时，“中国哲学迄未显著地将个人与宇宙分而为二也”[3]8,中国“天人合一”的观念不能显著地将个人与宇宙分开，因此，认识论一直没有发展起来。二是“逻辑，在中国亦不发达”[3]8。由于中国哲学家多讲内圣外王之道，主张“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因此“中国人向不十分重视著书立说”,[3]7中国哲学家多出于不得已，理想无法实现之后才去著书，而且成书往往比较随便，对于义理的议论、论证也常失于简单零碎，所以中国的逻辑学发展比较缓慢。三是中国哲学家“以特别注重人事之故，对于宇宙论之研究，亦甚简略”[3]8。这三个方面的特点都不太利于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
20世纪40年代，冯友兰延续了中国哲学在知识论、逻辑学、宇宙论等方面的弱点不利于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的观点，且深入分析了这一问题的深层原因。他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指出，中国特定的地理气候条件，决定了古代中国人的经济条件，也决定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风俗习惯。中华民族历来依靠农业来维持生存。在农业国，土地是财富的根本基础，“贯穿在中国历史中，社会、经济的思想和政策的中心总是围绕着土地的利用和分配”[4]15。因此，中国人在对待农业和商业的态度上，存在着天然的本末之别，那就是重农抑商。这种偏向同时还限制着中国哲学的方法论。由于“农”所要应对的，例如天地和庄稼，都是他们直接领悟的，所以哲学家也以对事物的直接领悟作为他们哲学的出发点。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直觉领悟为主的，所以认识论和逻辑学发展缓慢。同时，“尚农”的生活态度容易把自然理想化，人们赞美自然，谴责人为。这就导致两个不好的结果，一是易于满足，二是不愿变化。所以“中国曾经有不少著名的创造发明，但是我们常?？吹剑遣皇鞘艿焦睦?，而是受到阻挠”[4]22。这种地理气候决定论其实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观点的一种体现，但如果机械地用地理气候决定思维习惯来解释中国的发展，显然也是不全面的。冯友兰主要是从“形而上学”的角度去思考中国哲学的宏观特点，揭示了“乡土中国”在思想观念方面存在的弱点，提醒我们要正视“小农思想”、因循守旧等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为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也提供了借鉴。
(二)冯友兰对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认识
新文化运动期间，以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为代表的“新文化”派批判封建礼教对中国发展的束缚，希望借助西方文化尽快实现现代化。而以林纾、辜鸿铭、梁启超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则对中国传统文化持一种保守、崇敬的态度，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比西方文化差。两派的激烈交锋引发了不少学者的深思，深思的问题即中国文化是否真的就比西方文化差。冯友兰1919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时候，就是“带着这个问题去的，也可以说是带着中国的实际去的”[1]187。而且他的哲学活动“时期虽异，研究的对象也有不同，但都贯穿着上面所说的那个问题，都是想对于那个问题作一种广泛的解答”[1]187。
20世纪20年代，冯友兰认为东西方文化差异就是地理差异。他在论述中国为何没有产生近代自然科学时，确立了“自然”“人为”和“中道”(1)三条路线。在此基础上，他将中西方哲学史上的十派哲学家统摄起来，认为“向来认为是东方哲学的东西在西方哲学史里也有，向来认为是西方哲学的东西在东方哲学里也有”[1]339。因为东西方哲学家思考的内容是一致的，所以东西方文化其实是相通的，这就形成了他后来的博士论文《天人损益论》的基本观点，他还得出结论：“人的思想不分国界，哲学不分东西。”[1]196既然东西方哲学思考的内容一致，而且可以相通，那么东西方文化的价值也应该大体相当，没有高下之分。
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在编著《中国哲学史》的过程中，对于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历史之演变是循环的或进步的”,而且“可以说历史之演变是辩证的”。[1]222从这种辩证发展的历史观看待东西方文化的差异问题，他慢慢意识到“东西之分，不过是古今之异”[1]224。因为当时中国还未发展出近现代的文化，而西方发展出了近现代的文化，所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比较起来，就显得落后了，这种落后从根本上来讲是“古今”的区别。
到了20世纪40年代，冯友兰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通常所讲的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本质其实是古今文化的差别。他之前考察欧洲，发现“欧洲的封建时代，跟过去的中国有许多地方是相同的，或者大同小异。至于一般人所说的西洋文化，实际上是近代文化。所谓西化，应该说是近代化”[1]238。那么何为近代化?最终还要从社会类型上寻找答案。“所谓古今之分，其实就是社会各种类型的不同。”[1]239冯友兰认为：“西方的社会是‘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当时的中国是‘以家为本位的社会’。”[1]239与社会性质相适应的，西方文化就是“社会化”的文化，中国当时的文化就是“家庭化”的文化。
冯友兰对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地理区域差异到古今差异，再到社会类型差异。这一过程其实是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去揭示东西方文化根本区别的过程。对东西方文化根本差别的认识为他客观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性思考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三)冯友兰对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思考
中国要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呢?冯友兰从形而上学的层面“别共殊”,认为这就涉及共相与殊相的关系问题。某一种现代化的国家类型是共相，某一个具体的发达的国家是殊相，共相寓于殊相之中。所以，“全盘西化”不可取，完全的“本位文化”也不可取。我们应当“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1]239
存去的标准如何确定?那就得“认识共相”,看看世界上强盛的国家都是如何强盛起来的，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什么。他们不同的特点就是殊相。“共相是必要学的，也是可能学的；殊相是不可能学的，但也不是必要学的。”[1]239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并不必须完全按照西方的模式发展。
冯友兰认为现代化就是产业革命，具体的特征是生产要从“以家为本位”转变成“以社会为本位”。而他对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认识带有一定的直觉体悟的特点，他粗浅地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以社会为本位的生产，但是资本主义的支配是私人的、家庭化的，而社会主义的支配是社会化的。他从理性的分析出发，指出社会主义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方向。冯友兰强调，好的社会制度一定是与国情相适应的。当时的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工业化的阻碍，这就要反帝、反封建，扫清道路”[1]240。在反帝反封建方面，社会主义制度更有优势，因为无产阶级政党拥有先进的思想理论和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所以，当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进行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冯友兰为革命的胜利欢欣鼓舞，对中国的未来充满期待。“中国现在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所有制为前提，进行工业化，这样的工业化成功了，以社会为本位的制度就更加健全，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就更加巩固。”[1]241
二、冯友兰“旧邦新命”说的核心内涵
(一)“旧邦新命”说体现家国情怀
“旧邦新命”说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冯友兰认为在生产家庭化的时代，国实质上还是家，也就是皇家而已，故爱国是一种悬空的理想。而在生产社会化的时代，家国在经济上是一体的，联系大为密切，爱国成了活的道德。他还从生产社会化的角度去看待忠孝、妇女、教育、继往开来、抗战等问题，看到了“近五十年来中国的活动，其主要底趋势，是从乡下变为城里，从半殖民地的地位，恢复以前东亚主人的地位”[5]359。“从乡下变为城里”可归为“革命”,恢复“东亚主人的地位”可归为“复兴”。
冯友兰区分性、习、情的概念，认为很多人所谓的国民性不过是“习”,即风俗习惯而已。在此基础上，他认为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国民性，但变化着的逻辑上的国家之“性”是存在的。国家之“性”与国情往往是相适应的。但如果一个国家或民族在任何方面有改革的需求，那么就要产生一种新“性”,这种新“性”与原有的国情必然会有冲突，也必然会遇到阻力。但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来看，这种改革带来的痛苦却不可避免。也就是说，为了实现现代化，哪怕付出一定的牺牲也是值得的。
冯友兰还试着解答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人们的两个主要疑惑，一个疑惑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如何选择的问题。许多人认为应该选择社会主义，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存在道德方面的罪恶，所以要避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冯友兰强调，道德方面的“应该”,是“空应该”或“空说应该”,在实际上没有效力，而经济方面的应该才具有实际的效力。冯友兰看到当时实际的发展情况，“重要底矿产，重工业，以及重要底交通工具，将来大概都是国营。其余底虽不是国营，而亦在国家统治之下”[5]340。所以，各方面的情势，让我们选择了我们所应该选择的道路了，那就是社会主义。
另外一个疑惑是新旧如何相续的问题。也就是说一个社会本来是生产家庭化的经济制度，在自身没有变化根据的情况下，如何发展到生产社会化的经济制度?冯友兰认为，生产社会化的开端，始于工业。工业是每一个进步些的社会都有的。新式工业与旧式工业，区别也就在于规模的大小及技术的优劣。所以生产社会化的开始，不过是生产技术的改良，至于将来所要引起的各方面的变动，则是以后的事。冯友兰还举了一些具体的例子，比如刚开始修铁路的时候，人们以为就是开运河、修长城一类的事。从本质上看，的确是一类事。比如在开采矿产的时候，人们也以为不过是以前开矿的继续而已。“所以生产社会化的开始，并不是无根据于旧情，不过充其量可以使整个底社会完全有一新性。就其有根据于旧情说是继往，就其使整个底社会有一新性说是开来。”[5]341也就是说，新旧本身就是相续的，“继往”与“开来”也紧密联系在一起，不要害怕新事物，也不要把现代化想象成“洪水猛兽”。
(二)“旧邦新命”说彰显文化自信
冯友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遍价值，他从“共相”和“殊相”之辩证关系的角度去看待道德，认为道德的实质是符合社会之理而维持社会之存在的行为规范。有些社会之“理”是特殊的理，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比如“三纲”,随着封建社会的结束也就被人们抛进了历史的故纸堆。但也存在着一些社会之“理”是一般的理，是任何社会都不可或缺的原则和规范，此亦可谓“天不变，道亦不变”[5]118。比如“仁义礼智信”这“五常”就体现了人类一般道德的普遍性和永恒性，对于中国当代的道德建设亦有重要的意义。
冯友兰还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在他看来，这种独特价值就是道德的精神力量。《新事论》的最后一篇名为《赞中华》,他认为：“中国尊重道德的传统底国风，与中国社会的组织的坚固，与中国民族的存在的永久，是有密切底关系底。”[5]360中国一直以来的传统就是重视道德品质，这使得中华民族凝聚力很强，社会组织很坚固，这种基本道德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应该继续保留，而且会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因为知识、技术、工业可以很快学会，而“教化”则需要很久的积累，因此冯友兰“赞中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高度的自信，他说：“真正底‘中国人’已造成过去底伟大底中国。这些‘中国人’将要造成一个新中国，在任何方面，比世界上任何一国，都有过无不及。这是我们所深信，而没有丝毫怀疑底。”[5]369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被日本侵略的历史现实激发了冯友兰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他随清华大学被迫迁到西南边陲昆明，有点类似于古人的“南渡”,但他认为：“历史上有过晋、宋、明三朝的南渡。南渡的人都没有能活着回来的?？墒钦獯慰谷照秸?，中国一定要胜利，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这次‘南渡’的人一定要活着回来。这就叫‘贞下起元’(2)。这个时期就叫‘贞元之际’。”[1]257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威胁的危难时刻，冯友兰却抱定了必胜的希望和信念，这是因为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信心。于是，他深入挖掘并宣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写出了“贞元六书”(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6]7中华民族创造过光辉灿烂的文明，传承着不朽的道德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深厚基础。
(三)“旧邦新命”说实质是推进文明更新
概括而言，学界关于冯友兰“旧邦新命”说存在三种解读，一是认为其是冯友兰的文化使命或文化情怀(4),二是认为其是冯友兰的治学方法(5),三是认为其是冯友兰的现代化思想(6)。这些说法都各有依据和道理，然而从冯友兰提出“旧邦新命”说的过程及其内在含义看，从现代化这一角度去把握会更加全面和合理。
冯友兰“旧邦新命”说从对传统文化的分析出发，却并不简单停留在文化层面，而是深刻认识到文化背后的生产力状况、社会形态以及政治制度等因素的重要影响，并对中国如何解决城乡、教化等诸多实际问题，进而实现现代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冯友兰期待中国实现现代化，但他却强调接续传统、继往开来，也就是在充分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基础上，推动其守正创新。因此，冯友兰的“旧邦新命”说明显不仅指文化层面，更带有“中国式现代化”的意味。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主题。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已到达了新的历史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中国式，是一个具有中华文明气质的豪迈概念”[7]7,其代表着中国制度、中国特色、中国方式、中国主体、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中国式现代化与以往西方主导的现代化有着较大的不同，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详细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8]17-18这些特征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崇尚“民生”,人口众多是一个国家强盛的重要基础，所以孔子周游到卫国时，首先感慨的就是“庶矣哉”,卫国人口真众多啊。然后子路问孔子人口多了之后，怎么样继续发展呢，孔子说是“富之”。子路又问在富裕的基础上如何继续发展，孔子说“教之”?？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中国自古以来所形成的理念。而且，孔子认为国家要警惕贫富差距过大，应“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所以他强调的“富之”也有共同富裕的含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也是中国古代众多思想家的共识，如孔子讲“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孟子讲“斧斤以时入山林”(《孟子·梁惠王上》),老子讲“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等等。和平发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如“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兵法·谋攻篇》)等等。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9]又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10]9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两者紧密联系，相互促进，互相成就。
从文明的发展历程来看，工业文明只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阶段，信息文明、生态文明等都是对工业文明的超越和发展，以工业文明为显著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必将逐步过渡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梢运?，“中国式现代化”既是结合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成分后的理念，又是稳步推进的具体道路，同时也是具有超越性的未来的文明形态。所以，“中国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理念和方向上应该属于未来的文明形态，但在基础和结构上却是属于现实的文明形态，即是在历史现实中孕育着的未来文明形态”[11]19。对其既恰当又简洁的表达即“旧邦新命”。
三、冯友兰“旧邦新命”说的实践进路
(一)器物层面：大力发展生产力
在《新事论》中，冯友兰从生产力的角度去认识城乡的区分，认为古代中国的“夷夏之别，即是城里人与乡下人之别”[5]247,在他所处的时代中，“英美及西欧等处是城里……其余别底地方大部分是乡下”[5]248。在他看来，城里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地方，而乡下生产力低下，所以乡村依靠城市。英美等发达国家之所以取得世界中城里人的地位，就是因为他们进行了产业革命，使得他们舍弃了以家为本位的生产方法，开始以社会为本位进行生产。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工业革命的结果使乡下靠城里，使东方靠西方”(7)。工业革命实质是产业革命，就是以社会为本位的生产制度取代以家为本位的生产制度，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使得产出的商品既便宜又好用，所以才会“乡下靠城里，东方靠西方”。在这样的城乡关系中，乡下人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是吃亏的。那么如何才能不吃亏呢?冯友兰认为，靠抵制城里是行不通的，最好的办法是把自己也变成城里人，也就是进行产业革命，提高生产力。
冯友兰不光看到了城乡差距，也关注到了城里“资本家”与“穷光蛋”的差距。但他认为，城里的“穷光蛋”也比乡下的“小财主”享受得好，因为城里发达，所以有事做的“穷光蛋”收入很可观，所能享受到的福利自然也好，即使没有事做的“穷光蛋”靠赈济，也能过上还算不错的生活。因此，在冯友兰看来，城乡的差距是更重要的矛盾。对于中国而言，发展才是硬道理，努力让自己也变成“城里”——即实现现代化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新事论》强调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但并非赞成清末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洋务派认识到了所谓西方之所以为西方的要点，即工业化。但靠洋务派是不能使中国工业化的。这一方面是因为缺乏发展的环境。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工业化的阻碍，只有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才能真正实现工业化。另一方面是洋务派因循守旧，在思想文化层面缺乏革新精神。冯友兰认为：“生产力等经济基础是体，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是用。体要改了，用也会跟着改。”[1]240也就是说，体用归根到底是不可分的，二者是互相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而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实质是想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不变动上层建筑，那么最终也必然走向失败。
(二)理论层面：形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冯友兰晚年，通过研读中国历史，发现每当国家大一统之后，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包括自然、社会、个人生活各方面的广泛哲学体系，作为当时社会结构的理论基础和时代精神的内容，也是国家统一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1]342-343。他认为在当代中国，同样需要这样一个包括文明各方面的新的广泛哲学体系，作为国家的指引。因为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但冯友兰强调马克思主义要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不仅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1]343
要想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首先要与中国的国情相适应。冯友兰认为，对社会制度好坏的价值评判有两个：一是要看是否满足人民需求，越能满足人民需求，使人民幸?？炖值闹贫染驮胶茫欢强词欠袷屎系笔钡墓?，越适应具体国情的制度越好。所谓国情，指的是“试把某一国或某一民族的历史，于某一时截住，它的历史，在此某一时以前者，即是它的国情”[5]330。所以冯友兰所说的国情不只是这个国家当前的现实情况，也包括这个国家整个的历史。
要想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还要吸收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冯友兰了解到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其一就是德国古典哲学。他说：“为现代中国服务的包括各方面的广泛哲学体系，会需要中国古典哲学作为它的来源之一吗?我看他会需要的。”[1]343同时，他认为自己应当为这个广泛的哲学体系准备材料，铺设道路。所以，他一直的工作就是“阐旧邦以辅新命”,阐释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为推进文明更新作出自己的贡献。
(三)文化层面：推动传统文化守正创新
冯友兰“旧邦新命”说强调要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基础上，推动其守正创新。他一生的主要工作也集中在阐发传统文化的价值、推动传统文化守正创新方面，不仅取得了重要的学术贡献，而且对于传统文化如何守正创新也有方法论层面的探索，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提出“接着讲”而非“照着讲”“从头讲”的主张。他编著《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努力推动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所用的方法主要是“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分析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使那些似乎是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这就是‘接着讲’和‘照着讲’的分别”[12]200。他以不断著述哲学史的方式，在对传统文献的评注中实现既继承又发展，为中国文化现代化奠定良好的基础。他认为他的著作“不仅是过去的历史的叙述，而且是未来的哲学的营养”[1]343-344。
二是提出“旧瓶装新酒”的主张?？拐绞逼?，他所著的“贞元六书”内容都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却均加一“新”字，是因为他认为中国文化并不比西方文化差，只是中国文化还停留在中古，而未进化为近代的文化。所以他虽然沿用传统的一些概念和提法，却融汇了西方新的思想理论，尤其是近代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就是用“旧瓶”来装“新酒”,从而构建“新理学”哲学体系，推动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
三是提出“抽象继承法”的主张。他首先强调要继承中国哲学的遗产，这是因为实现现代化也必须以继承传统为基础。同时，他强调的“继承”是有区分的继承，也就是要抽丝剥茧，去区分哲学遗产的具体意义和抽象意义，这种区分的过程其实就要求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最后，他强调抽象意义是可以继承的，尤其是伦理道德领域。所以，“‘抽象继承法’ 延续了‘接着讲’的理路，为新时期中国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开启了一个方向”[13]126。
结 语
冯友兰“旧邦新命”说萌发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其对中国近代落后原因的思考，形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其对东西方文化的比较，成熟于新中国成立后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认识。“旧邦新命”说本质是对一个拥有高度古代文明的国家如何更好实现现代化的思考。冯友兰强调中国完全可以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现代化道路，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借鉴。
冯友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了丰富而深刻的智慧和精神，而且这些智慧和精神应当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源头活水。冯友兰不仅充分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民族国家观念以及道德观念等方面的价值，还通过阐述哲学史、构建“新理学”等方式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精神支撑。
冯友兰对如何推进中国现代化也有深入的思考，他反思了中国哲学在认识论、逻辑学和宇宙论等方面相对薄弱的地方，强调社会制度要与国情相适应，并从三个层面分析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器物层面要高度重视发展生产力；理论层面要形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层面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正创新，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实践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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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冯友兰此处所说的“中道”即“自然”与“人为”的中和。
(2)“元亨利贞”是《易经》中乾卦的卦辞,通常理解为四季以及天道人事的交替。贞象征冬天,元象征春天,“贞下起元”其实有“否极泰来”的意思。
(3)即《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
(4)陈豪珣引用冯友兰自述的“阐旧邦以辅新命,余平生志事,盖在斯矣”,认为“旧邦新命”是冯友兰的“文化使命”。参见陈豪珣:《旧邦新命:冯友兰哲学志业述论》,《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李存山同样认为“旧邦新命”是文化情怀。参见李存山:《旧邦新命——冯友兰先生的文化情怀和文化观》,《传统与创新——第四届冯友兰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2000年12月。
(5)刘鄂培认为其是冯友兰晚年的治学方法。参见刘鄂培:《续谈冯友兰先生的“旧邦新命”——纪念冯友兰先生诞辰110周年》,《船山学刊》2006 年第4期。
(6)高力克认为“旧邦新命”是古老中华文明之浴火重生的现代化。参见高力克:《“旧邦新命”:冯友兰的中国现代化论》,《史学月刊》2019年第1期。
(7)冯友兰在《新事论》第三篇《辨城乡》中引用了马克思的此句话,但他原文写的是“有一位名公说了一句最精警底话”(冯友兰:《贞元六书》,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年,第249页)。
原载：《船山学刊》2025年第3期117页至128页
作者：乔迈，北京警察学院思政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