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不仅顺应了时代潮流，而且有着深厚的思想和哲学基础。从“两个结合”的视域对“全球文明倡议”的本体论基础进行深入考察，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总的来说，“全球文明倡议”奠基于中国独有的“天人合一”本体论。在这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高度的契合性。具体而言，该本体论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对西方二元本体传统的消解，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而精深的齐物论思想中也有深刻的揭示。后者对于不同文明“不齐而齐”原因的揭示，对于“全球文明倡议”的核心逻辑和不同是非观先天性的承认，对文化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的关键超越，都有非常深刻的洞见和启发。把握这些内涵无疑有助于我们学懂、弄通、悟透“全球文明倡议”，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有益的思想支撑。
关键词：全球文明倡议；文明交流互鉴；齐物论；天人合一；唯物辩证法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阐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新工程重大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文化根基研究”（项目编号：2023YZD049）的阶段性成果。
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掷地有声地指出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因而，“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在继 2021中国向世界提出“全球发展倡议”、2022年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之后，2023年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就是中国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最新努力和最新成果。学界对此的讨论已经不少，但是深入到哲学层面的考察则还付之阙如。为此，在“两个结合”背景下深入阐发全球文明倡议的哲学本体论基础，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同时，对于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让社会各界更好学懂弄通悟透习近平文化思想，切实做到“两个维护”，也都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和阐述风格
（一）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
在2023年3月15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做了题为“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的主旨讲话，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其核心内容为四个“共同倡导”，即“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要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及“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探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丰富交流内容，拓展合作渠道，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这一系统和集中阐述代表了中国在文化和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最新思考和主张。尽管其主要的观点，早在2014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以及 2019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就已有所表达，但作为系统的“全球文明倡议”向全世界提出，则是在2023年。该倡议写入 2023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该法第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推动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立体化的对外工作布局”；第二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而且该法也以“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愿景结尾，足见中国对于推进落实全球文明倡议的重视。
（二）习近平的阐述风格
总览习近平针对文明交流互鉴的几次重要讲话，其核心概念包括“多样”“平等”“尊重”“包容”“互鉴”等。笔者认为，以上几者存在着内在关联 ：文明的多样决定了文明的平等，文明的平等决定了文明间的相互尊重，文明的相互尊重要求文明间的包容互鉴。习近平在很多场合都阐明了这样的中国观点和智慧。比如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重要讲话时，他就指出 ：“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多种宗教。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
习近平的语言风格集中体现了中国化和时代化的特征。前者体现在他对传统经典的旁征博引、善用比喻上，后者体现在讲话的通俗易懂上。在旁征博引方面，习近平经常引用的中国传统箴言包括“和羹之美，在于合异”，“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智者求同，愚者求异”等。在时代化也即大众化方面，习近平的语言风格包括使用通俗易懂的表达帮助理解，比如“萝卜青菜，各有所爱”，“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穿上才知道”等，来阐述文明间交往应有的平等互鉴和包容精神。正所谓“大知闲闲，小知间间 ；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大知闲暇宽裕，而小知偏狭计较；大言如烈火燎原，小言则唠叨琐碎 )（《庄子·齐物论》），习近平的语言风格明显属于前者，而学术的本质则属于后者，所以下面就将尝试运用“小知”和“小言”去系统阐述“大知”“大言”的微言大义。
二、“两个结合”视域下考察全球文明倡议本体论的意义
（一）“两个结合”视域的必要性
“两个结合”是习近平在2021年7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及同年11月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的政治术语，其具体内涵包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方面。在此之前，我国官方话语一般讲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以增加的第二个结合，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正如习近平在2023年6月初召开的文化传承座谈会上指出的：“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果是互相成就，并筑牢了道路根基，打开了创新空间，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其中特别提到“‘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相应地，我们考察全球文明倡议，自然应该放在“两个结合”的视域中来理解和把握。
（二）考察全球文明倡议本体论的意义
全球文明倡议本身具有深厚思想和哲学基础。其理论基础包含本体论、价值论和实践论三个基石，并相辅相成构成完整的哲学根基。
对全球文明倡议进行哲学考察和阐述是时代和现实的需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具有非常浓郁的中国化和时代化特征。这些特点契合了中华文明以诗性认知为主的传统，比如先圣所言：“圣人怀之，众人辩之以相示也”（《庄子·齐物论》）；“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礼记·学记》）。这与西方以理性认知为主的传统是有差异的，后者的特点用古圣先贤的话说就是“小知间间”（斤斤于分辨），“小言詹詹”（琐碎唠叨），“骈于辩者，累瓦结绳窜句，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昧终”。鉴于当前全世界处于韦伯所言理性牢笼的趋势不可避免，而且中国进入世界中心也不得不面临与西方有效沟通的问题，所以有必要以西学的“小知”“小言”方式对全球文明倡议进行系统的哲学阐述。
全球文明倡议本身有三个哲学基础，即本体论基础、价值论基础和实践论基础。这三个基础分别对应了全球文明倡议中第一个“共同倡导”，即“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第二个“共同倡导”，即“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及后两个“共同倡导”，即“重视文明传承与创新”与“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互鉴”。这三个基础相辅相成，共同支撑起全球文明倡议这一中国向世界贡献的最新智慧和方案。本体论之所以是三个“基石”中最为根本的“基石”，是因为有什么样的本体论就会有相应的价值论和实践论。作为哲学领域的较抽象且生涩的专有名词，本体论与存在论、世界观、宇宙观、自然观等在广义上都属于可以通约互换的概念。根据一般理解，本体论，又译为存在论、存有论等，是对英语概念 ontology 的翻译。它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存在、存有、生成和现实等基础概念，包括如何将实体分组到基本类别，以及这些实体中哪些存在于最基本的级别的问题。通常提出的类别包括实体（substance）、性质、关系（relations）、事态（state of affairs）和事件。这些类别以基本的本体论概念为特征，如特殊性和普遍性、抽象性和具体性，或可能性（possibility）和必然性（necessity）。也正因为此，我国历史上对其的翻译包括“物性学”“万有论”“性理学”“理体学”等。世界观与宇宙观，顾名思义，指涉的是一种人类对世界 / 宇宙知觉的基础架构，透过它，个体可以理解这个世界 / 宇宙并且与它互动，其能够以一个稳定（或说大多相同）和整体性的知觉来描述一个存在（existence），并且提供一个生产、维护和应用知识的框架。
三、全球文明倡议本体论的唯物辩证法阐释
（一）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引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我们认识全球文明倡议本体论提供了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引。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与西方文明主流的形而上学形成鲜明的对比。正如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时指出的 ：“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就要反对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世界上只有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瞎说一气，不需要依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而坚持唯物辩证法，则要求用大气力、下真功夫。我们一方面要加强调查研究，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真正掌握规律 ；另一方面要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任何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机械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观点都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在实际工作中不可能有好的效果。”很明显，在文明观方面，西方自视高人一等，并强迫其他文明不惜“削足适履”。他们犯了“坐井观天”“揠苗助长”的错误。
（二）全球文明倡议的“一多不分”本体论基础
全球文明倡议建基于中国独有的“一多不分”本体论基础。“一多不分”是当代著名比较文化学者安乐哲及其研究团队近年来提出并推广的表述，在他们看来，西方思想传统自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到启蒙运动确立的个人自由主义基于两点 ：第一是形而上学的超绝造物神（或唯一真理）本体论 ；第二是宇宙间一切皆为形而上学质相的个体性、互不联系、二元对立。这在比较中西哲学阐释视域可称为“一多二元”，而与“一多二元”相对，中国的天道万物观可概括为“一多不分”，因为中国自然宇宙观没有西方形而上学的超绝造物神或唯一真理的“一”，也没有西方形而上学质相的个体性、互不联系、二元对立的“多”，所以“一多不分”是“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一”与“多”互为必要依存条件。这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强调的事物普遍联系与永恒发展是高度契合的，即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都是“一多不分”的。用中国传统的表述，则是万物一体与生生不息。也有学者将中西方的哲学本体论差异总结为“大一通之”与“大阴解之”的区别，不过鉴于这里讨论的是文明的多样性和交流互鉴的哲学本体论基础，所以沿用“一多不分”的提炼和概括更契合与直接。
（三）西方“一多二元”本体论缘何易走极端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观照下，很明显发现西方“一多二元”本体论容易导向极端的文明观。西方本体论要么倾向“一”，强调“一”的统摄作用，西方宗教对一神论的执着、对自由民主历史终结的迷思，都体现了这一点 ；要么走向“多”的极端，体现为无原则的文化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中国本体论体现在中国的世界愿景方面，尊重文明多样性与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辅相成，体现在国内就是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这种“一多不分”的“中道”也正是中华文明最为本质的特征。所以我们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并不会像西方在强烈的“传经”冲动驱使下，以实现历史终结为使命那样给世界“揠苗助长”，也不会陷入西方不少国家引以为豪的文化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
事实上，西方国家内部确实非常多元而且虚无丛生，这恰恰正如不少大哲如柏拉图、尼采等所言 ：那是西方文明能蛊惑天下人心而又不得不陷入的宿命。与西方的无原则多元倾向形成对比，东方的印度也以多元著称，比如在印度总理莫迪的演讲中，就常常强调印度是世界上所有信仰的家园，有着超过两千五百个政党，二十多种官方语言和数千种方言，每相隔一百英里就有不同的特色美食等多样性特征，但是依然有个“一”统摄着。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座谈会上高屋建瓴总结的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也应从这种“中道”作如是观。世界上不少文明也都或多或少带有这些特性，而且突出程度不一，比如在比较文明视域下，西方文明的创新性可能非常强，而印度文明的包容性与和平性也很耀眼。后者从近代甘地率领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就可见一斑。但是最无偏无颇、王道荡荡并将为人类做最大贡献的就得数中华文明。
具体而言，西方文明观容易陷入“拜神论”和“拜物教”的两种极端。前者的“神”是“一元”和排他的，并以基督教中的神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为典型代表。这在一些学者看来属于“思想的统治”，其本质上是指客观化了的思想对现实世界的统治，反映到近代的现实中，它造成了思想实体压制个人主观自由的局面 ；由于不堪忍受这种暴政，青年黑格尔派曾在 1842—1845 年掀起了一场人本主义的思想运动，试图通过将神本归结为人本来消除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二元对立。但是因为无法彻底摆脱西方文明“一多二元”的影响，所以相对于神本论更为进步的青年黑格尔派，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人的二元论”，并引发了激烈的内部分歧，其结果就是青年黑格尔派的解体以及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现实的个人”概念的诞生。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摆脱了神本论的桎梏，另一方面也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的深入翔实的考证，剖析了拜物教的危害并开出了药方，从而指导了近半个世界的伟大革命实践。联系到这里考察的文明交流互鉴，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主张从现实的文明多样性出发，坚持以人为本，从而避免“拜神论”和“拜物教”两个极端的文明观影响。
四、全球文明倡议的齐物论分析
值得指出，马克思主义对于文化文明问题的指导主要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的，在具体内容的讨论方面，中华传统文化中有着非常丰富的资源作为补充。有学者观察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存在着一种时隐时现的文明论话语，经典作家零散地谈到过‘文明’‘文明时代’‘资产阶级文明’，以及‘印度文明’‘苏格兰文明’等。这种话语在后世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共产党人那里，实现了由隐性到显性、从零散到系统、从批判性话语到建设性话语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提升了‘文明’概念的重要性，将其运用于从历史文化到社会现实、从个人素质到社会进步、从民族贡献到世界格局等不同方面，使其具有描述、评价、宣示、引领的功能，特别是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形成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等系列概念，并最终用‘人类文明新形态’概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作出总体评价。不联系中国共产党人的文明论话语，就难以对这一命题的提出有全面而深刻的理解。”文明话语的这种转变在“第二个结合”的视域下就很容易理解，后者不仅大大地扩展了我们指导意识形态的战略空间，而且被提升到了又一次思想解放的高度。
从中华传统文化齐物论的观点来看，全球文明倡议中主张文明的多样性、相互平等、交流互鉴更是其中应有之义。如上所述，习近平在论述文明多样性作为人类社会的本质特征时，引用了不少传统箴言智慧，如“和羹之美，在于合异”，“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智者求同，愚者求异”等。如习近平所言 ：“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在从文明多样性推导出文明间的平等尊重和互鉴方面，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道家具有非常深厚的思想资源并帮助我们理解其中的紧密逻辑。有学者指出，“道家的思维是辩证思维，道家的辩证思维走向极致，就是道家所特有的齐物思维。齐物思维看到了万物的差异和同一，而不执着于万物的差异，相反，力图从万物之‘不同’‘不一’而证明万物之‘同’和‘一’，由万物之‘不齐’而论证万物之‘齐’”。
（一）世界不同文明“不齐而齐”的原因
中华文明中“齐物论”的逻辑和齐文明的逻辑是相通的。从本原的角度来审视，道家认为万物根源于道，所以是齐一的 ；从构成论的角度来看，万物虽然表面上千差万别，但是都是由“气”所构成 ；在认识论方面，即使聚焦于万物的差别，也会发现万物都有正相反对的两面，而且差别都是相对的。正如有学者指出，“道家从万物的本原、构成以及认识之维度论证万物之‘齐’，其齐物思维并非要掩盖、无视万物的各种差别，其真正的用意在于消除‘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庄子·秋水》）的社会现象，打破贵贱、美丑、大小、高低等等之间的壁垒，从破除物的差别、破除人的等级入手，追求万物的天然平等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平等”。习近平在阐述全球文明倡议时虽然没有直接引用《庄子·齐物论》的观点，但是他在阐述生态文明的重要意义时引用过其中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而这种“万物一体”的观念恰恰是道家齐物论的核心要义之所在。借用张世英先生的解释：“我以为中国人讲的‘万物一体’实即万物不同而一体相通。这个‘一体’不是抽象的概念，不是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也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而是天地万物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一句话，就是相通）的网络之整体，它不是超时间的超验的静态的整体，而是在时间之内的、包括人生经验在内的不断流变的、动态的整体。”很明显，该解释非常好地契合了前面所述中西方“一多不分”本体论与西方“一多二元”本体论的差异。
（二）全球文明倡议的核心逻辑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换句西方的哲学语言就是存在都有其合理性与价值。这也呼应了上述习近平所言“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的判断。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庄子·齐物论》）。也就是说顺着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以及《周易》所言“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的世界演化规律，所有“对偶”都是共生并对立统一的。用老子的话就是“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道德经》）。这种二分的结果就是，每一边都有自己的视角与价值观判断，而且都倾向于“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自贵而相贱”。与此相反的就是“物无贵贱”，“自爱不自贵”（《道德经》）。
超越这种边见或偏见的唯一办法就是消解二元，回到一元的视野，不管这被称作是回到“道枢”“环中”，还是“照之于天”“莫若以明”?！吨芤?middot;系辞》言 ：“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要达到这种“明”的状态，关键是需要提升境界，实现视域的上行，直至“以道泛观”的“上帝视角”高度。正如有学者指出，“通过上行性的自我转化，吾人可以从有物有封有是非的意识层次依次上升到有物有封而无是非、有物无封、未始有物的意识层次。”用庄子的原话说就是“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庄子·齐物论》）因为物我是相伴而生的，即庄子所言“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所以“未始有物”也即无我是人类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其次是有物有我，但是没有区别，即有物无封 ；再次是有区别但是没有是非观念，即有封而无是非。
（三）全球文明倡议对不同是非观先天性的承认
在齐物论中，庄子将是非观的先天性与主体在具体时空中的“视角”与“观点”紧密关联。国内研究庄子“是非”观的专家通常认为是非的观念源自于“成心”，即诠释学上讲的“前见”。正如有学者指出 ：“成心意味着在判断之前就已经具有而在判断时则附着于意识的‘前见’，这种先入为主的‘前见’，必然被投射到被观看的对象那里，以至于对象受到主体自身的遮蔽，而不能如其所是地呈现??‘成心’还意味着每一种所成之见，都是视角性的，因而无法摆脱蔽于全体或‘暗于大理’的局限，只能成为一曲之见”，“不管是智愚圣凡，不论是自发还是自觉，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一个人皆无法彻底摆脱成心。成心关联着主体观看事物的视角性方式 ：一方面，主体总是携带着他的主观性因素（情感、态度与经验等）从他的特定位置（某种立场以及与此关联的生活形式和文化传统等），达成对事物的观看 ；另一方面，事物不可能非视角性地、完全透明地自我呈现，而总是以侧显的方式被给予，所给予的总是事物的某些侧面。这就造成了主体观看的视角性特征，主体观看所得的乃是这样一些‘观点’，即基于某种位置而看到的某些特定的‘点’，这意味着他并不能洞悉对象及其所处脉络情境的全部，他的任何行动与决断都必须在情况并不透明、信息总不完全的情境下给出。就此而言，成心体现的是人的有限性。”
陈赟这里将“是非”与“成心”、“视角”与“观点”联系起来无疑是对的，但是也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是主张人不能超越这种状态与道家所言天人合一的真谛是矛盾的。事实上，正因为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天人”之间没有西方二元论导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所以中国的本体论才为“视域上行”提供了可能和途径。第二是“是非”的“视角”和“观点”性更加凸显了“是非”的先天性，从而超越了“成心”这一关键环节。也就是说任何一个认知主体都有其时空的位置，而这已经先天地决定了该主体能达到的认知高度。这也正是庄子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是以无有为有。无有为有，虽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独且奈何哉”（《庄子·齐物论》）的感叹。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才能更好地包容不同的文明及其是非观。
（四）全球文明倡议对文化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的关键超越
承认不同文明是非观的先天性并不代表着拥抱文化相对主义，恰恰相反，中国的全球文明倡议对于西方要么相对主义要么绝对主义的极端倾向有着独到而关键的超越。庄子确实也容易给人一种相对主义的印象，但是这其实是对庄子的一种曲解。正如庄子自问自答的那样 ：“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虽然，无为可以定是非”（《庄子·至乐》）。很明显，庄子是超越了相对主义的，当然怎么样深刻理解他的“无为”观念则已经超出了这里能阐述的范围。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对庄子而言，有是非和争是非是有关键差异的。正如其书中有言 ：“圣人以必不必，故无兵 ；众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庄子·列御寇》）。也就是说，圣人掌握着必然的真理或事物尚且不坚持执着于其必然性，所以没有纷争 ；而众人掌握着不是必然的真理或事物尚且坚持执着于其必然性，所以多纷争。圣人的做法也就接近于无为的状态。
为了更深刻理解全球文明倡议对文化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的关键超越，有必要提及齐物论思想对好知与是非之争紧密关联的深刻洞见。为帮助讲解，这里暂且以自然与人的二分状态来审视。在自然的状态下，人既然还没有达到“天”的境界，就处于前述“有物有封有是非”的阶段，但是这种先天性的“是非”基本上是自然具体、隐默内顾，并寓诸于用之中的。在这样的至德之世，老百姓是“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道德经》）的，并可谓庄子的达者 ：“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 ；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庄子·齐物论》）。与此相反的则是人为的状态，用庄子的话就是“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夫不自见而见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夫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虽盗跖与伯夷，是同为淫僻也”（《庄子·骈拇》）。本来自然状态下的是非是自适自得的，因此往往具有不言而喻、冷暖自知的特点，也就是习近平常说的“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所阐述的哲理。这其实也是庄子所说“忘足，履之适也 ；忘要，带之适也 ；知忘是非，心之适也 ；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庄子·达生》）的智慧之所在。但是当人为世界发明并执着于名言的时候，自然的“是非”便开始脱离其具体语境与本真状态，而开始趋向普遍从而开始异化并带来纷争。西方以理性好知为主的传统对名言及逻各斯的执着与中国以诗性体悟为主的传统对名言及“坚白鸣”的警惕与躲避无疑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也恰是庄子警告“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庄子·胠箧》），“名也者，相轧也 ；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庄子·人间世》），以及康德为知性确定界限，防止其走向“幻象”的良苦用心之所在。
作者：彭成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副研究员